研究某种文化,应该把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人们说起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经常认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族群，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所相同的地方也只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人群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类型是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混合经济。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在北方地区生产工具中，细石器所占的比例较大，显示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比同期的中原地区人群更依赖畜牧或者狩猎。其来源和组成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区著名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结合气候变化对内蒙古地区史前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们指出，在最后冰期结束后，从公元前6千纪末—前5千纪末的适宜农业发展期间，北方长城地带从东到西均发生和发展了农业文化。一个是东南部的兴隆洼——红山文化体系，以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由于离海较近，雨量相对较多，所以旱作农业传入较早，文化发展较快，是全国最早孕育文明因素的地区之一；一个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在公元前5千纪末，由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溯黄河北上，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同时，太行山东侧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人群经张家口地区西进，首先来到了岱海地区；稍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人群又经晋中地区北上，也来到岱海地区。这两个系统的文化碰撞，融合，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一次农业文化人群的组合。

　　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前叶，早已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开始西进，与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国北方迸发出第3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其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在岱海地区距今4300年的降温事件发生后，老虎山文化开始东进和南下。向东，石城建筑技术和鬲文化因素渗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向南，构成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另一支沿汾河谷地南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成为进入文明阶段的陶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青铜时代，在岱海中南部和东南部分别出现了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地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甚至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此后气候向干冷期转变，其中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变化最为明显。人们不得不缩小农业的比重逐渐向畜牧业转变，一些具有畜牧民族的特征的器物开始出现。考古专家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重要遗址朱开沟遗址(距今4200年—3500年)各文化层所含植物孢粉分析，以及对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距今1万年以来)植被变化而复原的降水曲线研究，得出朱开沟遗址早、中、晚期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不断恶化的结论。进入新石器后期和青铜时期以后，随着北方草原地区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草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方式逐渐由原始农业、渔猎定居转向游牧。北方草原地区的部族有的南下到相对温暖的地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随着季节的变化在草原上开始游牧生产生活，游牧民族正式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可以看出，北方草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所以变成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生态环境、族群变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一个复杂过程。中国北方戎狄诸族，由于其畜牧业本身就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仍然遵循着中原农业民族的礼制，在朱开沟遗址中就发现了商式铜鼎和铜爵等礼器。《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的记载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根据的。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同种同根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由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草原文化在经历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等几个高峰期的发展延续，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长河。这个长河已经毫无悬念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江大河，使中华文化汇江成海，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