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自打我记事起，父亲一有空总是在窑头山上起石头、往回背石头。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署，为筹备砌窑洞忙乎着。

　　那时在山上采石所用工具只有一根钢钎，一把铁镐，一柄铸铁大锤和一张旧式方头铁锹。这些工具在当时可算得上先进得了。由于山高坡陡，撬起的石头只能一块一块往回背。母亲心疼自己的丈夫，用青草缝了个草垫子，这样石头不容易硌着背。父亲常年累月，一步一个脚印，在石场与我家之间踏出一条弯弯的路来。

　　父亲小时候居无定所，常常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住着一间别人闲置的南圈洞。从八岁开始给东家打伴放羊，稍大一点不是当长工就是打短工，常年闲不着。母亲看好父亲的人品，不顾娘家反对要嫁给父亲。过门前，父亲在窑头坡的半山腰打了不到六尺宽的小土窑(废址自今还在)。村里一大户人家给了一片旧窗扇当窗子，用干树梢和莜麦秸混捆着当门用。缠着小脚的母亲(1947年，时年16周岁)饱含着两眼泪水走进了“新房”。由于地理偏僻，夜间时有狐狸、黄鼠狼等在窗外走动。姥姥心疼自己的女儿，常常落泪。一年大年将至，姥姥将一只老母鸡托人捎给了女儿，让过年杀了有点腥荤。母亲舍不得杀，在窗前养着等来年下蛋也好换点咸盐。就在年三十中午，一只老鹰冲下来将鸡抓住，母亲急忙跑出追赶，老鹰煽着簸箕打的翅膀抓起鸡朝山上飞了去。一会儿，父亲背着从山上砍的荒柴回来了，发了呆的母亲按捺不住一肚子的委屈哭了出来。父亲安慰道：“等社会安定了，一定让你住上大正窑，吃上大肥肉’’。并暗暗地攥紧了拳头。

　　也许是父亲饱偿了飘零的煎熬，多少年来一直默默地实施着他的砌窑计划。在母亲生我二哥时已经住进了新窑洞，生活也朝着美好方向渐渐靠拢。我们兄弟几个长大后也跟着父亲上山采石。每天黎明，父亲就起来收拾工具，吆喝我们上山。先将山皮上碎石揭开，再将大石头慢慢撬起，用大锤打开。有一次，父亲正撬的起劲，由于支点不稳，四个指头压在两石中间，我们急忙一齐用力，将石头搬开，此时部分指甲已离位，血肉模糊，疼的直咬牙。晚上我从睡梦中被父亲轻微的呻吟声惊醒，父亲的手在“引口”里伸着（炕与烟洞之间留一小口，作引烟用。有凉风可减少疼痛）。此时的我一下睡意全无。像这样受伤的事时有发生，但一家人不畏困难，坚持采石。在我念小学其间，当老师讲到《愚公移山》一文时，我情不自尽地举手说：“老师，我们父子就是愚公移山。”逗得老师同学哄堂大笑。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我大哥娶媳妇时，新娘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新窑洞。接下来再为老二计划着。那时的人们砌窑用不着花钱，全靠村民们互相帮工。一家有困难，全村来帮忙，也不大计较你多我少。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出勤，磊窑腿、整“土牛”等前期工程大部分是抽业余时间完成。

　　曾记得，在给我砌窑合拢口的这一天，全村主要劳力都来了，一大早就开工，男人们在窑上劳动，妇女们在家帮锅做饭。在有经验的窑匠师傅统一指挥下，砌窑“搬碴”开始了，有往上背石头的，也有往上和泥的，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搬碴”合拢的做法是根据扇形的原理，一层层往上立碴，这种碴法可使石头越挤越紧，久不垮塌。这是多少年来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快碴到顶上合拢时，将提前选好的挤碴石同时挤到一起，再用大锤将石头夯紧就成功合拢了。接下来要贴对联、放鞭炮，庆祝合拢。妇女们在家张罗着压粉条、蒸糕等。母亲将保存的腌猪肉全炖锅里。当听到窑上响炮声，便开始炸油糕，放碗筷，准备开饭，当然也少不了几瓶二锅头。大伙坐下来吃喝、唱歌，众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在整个砌窑的过程中，也存在各种风险。有一回，父亲要在原有的两间窑旁再配上一间。父亲一个人在挖好的根基下磊窑腿石头，由于挖开土壕较深，上面土层压力大，四五米高的土头塌了下来，父亲急忙往外跑，但还是被土埋住了下半身，父亲赶紧用手将土刨开爬了出来，紧接着两侧的土又塌了下来，将土壕几乎推平，幸好眼急手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持之以恒，父亲共砌好十几间大窑洞及居住配套设施。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住处，可父亲明显比同龄人苍老了许多。手上的茧子足有硬币厚，两只脚就更不忍心看了。改革开放后，儿女们都到外面谋发展去了，父亲这才停下了背石头的脚步。但还是闲不住，不是帮东家磊个猪圈墙，就是和西家砌个羊棚子，从不计报酬。也许是父亲从小与石头有缘，直到现在看到一快方正的石头还是不由的打量一下。

　　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心为儿女着想，同时也严格要求着儿女们。他一边带领我们辛勤劳动，一边培养我们学文化、长知识。在父母的影响下，全家大人小孩养成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作风和尊老爱幼、和谐相处的处世之道。

　　近年来，我们在县城里住上了新楼房，将年迈的父母接来也好照应。起初父母不情愿，一来怕給孩子们添麻烦，二来舍不下自己的暖窑热炕头。经过再三动员，同意进城居住。一大家几十口人逢时过节常聚一起，二老常讲起过去的往事。母亲常念叨：“看了如今，回想过去小土窑那光景，二人共用一条打补丁裤子，不知是怎熬过来的。这会儿咱们可是‘天堂’上活得哩。”孙子们常听得笑声不断，并戏虐说：“我们又来奶奶的‘天堂’上来啦，哈哈哈、、、、、、。”

　　去年金秋，我随父亲重返家园，当我跟在像弯弓似的父亲后面，慢步地走进生我育我的窑院时，满院杂草茂盛，足有半人多高。窑檐上成群的麻雀欢乐地追逐叫唤着。虽然无人居住，但室内温馨依旧，窑洞内用白泥粉刷过的墙皮多了几道皱纹好似还在包容着我们儿时的生活。母亲用红泥桨过的土炕倍感亲切，父亲曾经吆喝我们的声音又仿佛在耳边回想。此时得我才豁然醒悟：自己虽过五旬，但还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孩子。不论走到哪里，我的根永远在这窑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