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陶瓮

　　朱开沟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拥有家畜养殖业、手工制造业、酿酒业等，晚期已有了青铜铸造技术，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因气候变化，朱开沟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向牧业发展，成为北方游牧文化的雏形，并首次出现了社会大分工。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和确认，极大地推动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原始社会史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对中华文明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现消逝的历史岁月

　　朱开沟部落的人员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家潘其风在《朱开沟墓地人骨的研究》中称：“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与东亚(远东)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扁平的面部等特征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通过对朱开沟陶器群的发生、发展轨迹分析后，考古学家们最终确定朱开沟人的主体成分是由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龙山时代的古人类集团分化而成的，并受到宁、甘、晋、豫等地区同时期古人类的影响。

　　朱开沟人的社会经济。朱开沟人一直从事着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娴熟的生产技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他们的农业经济很快就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朱开沟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形制复杂、制作工艺高超，已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朱开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耳环、针、锥及戈、短剑、刀等青铜饰品和兵器，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

　　朱开沟人的社会组织。朱开沟遗址发现的房屋，多数面积在6-12平方米，房屋周围有存储物品的窖穴，房址内既有日常所用的器具，也有各类生产工具，可见这些房屋所代表的家庭应该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由妻子、子女共同构成的父系氏族社会一夫一妻制下的个体家庭。

　　朱开沟人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生，最终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并迅速发展，朱开沟人的部族内早已打破了原先人人平等的格局，家族与家族间、家族内的不同家庭间的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朱开沟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高度发达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此时的社会处处闪烁着人类文明的曙光，朱开沟人也逐渐完成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跨入了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

　　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

　　大约从距今4000年前开始，受干冷气候的影响，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逐渐向草原环境发展，传统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已无法保证社会发展的正常需求，家畜饲养经济越来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朱开沟人没有像祖先及周邻其他古人类群体那样，简单地逐气候而去，而是顺应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半农半牧经济发展。中国北方地区的畜牧业文化，就这样在鄂尔多斯地区首先从原始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距今3500年前左右，环境进一步向干、冷发展，朱开沟人被迫南下，最终离开了这块深深眷恋了近800年的土地。被迫南下的朱开沟人，一部分在晋陕北部的黄河南岸，继续从事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成李家崖文化;一部分人携蛇纹鬲、带纽罐等，守护着赖以生存的羊、牛等，漂泊在长城南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展成为真正的游牧民族;还有一部分人东移进入气候条件较好的辽西地区，重操半农半牧的旧业，发展成为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牧业居民。因此，由商周时期起，活跃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一大部分民众，都是由朱开沟人的主体因素分化而成的若干个方国文化集团。

　　朱开沟，这个貌似平常、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却孕育出了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社会末期最兴旺发达的古代文化，铺垫出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平坦大道，点燃了北方游牧民族征战历史的星火之源。这就是朱开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独特地位，这就是朱开沟的神奇所在。如今，喧噪一时的小山沟虽早已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但“朱开沟”三个辉煌的大字，如同朱开沟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迹一样，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考古学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