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质是人学，丹麦学者勃兰兑斯在他的不朽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层的意义来说，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所以，我们在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之时，除了要了解他的生平出处，社会背景，更需要用心去倾听作品背后无声的呼告呻吟，剖析作家的心理症候，感受他或她的灵魂悸动，这样才算是一位合格的读者。历来对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多侧重她的身世与词风，却甚少涉及对其性格底色的深层探讨，这无疑是非常大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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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资料图 图源网络）

　　李清照，字易安，号漱玉，山东章丘人。父李格非，字文叔，是北宋著名的文士，为文高雅条畅有义味，与苏门诸人关系密切，后亦名登元祐党人碑，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孙女。家中浓郁的文化氛围，让易安自幼即徜徉书海，才堪咏絮。元符二年，易安年十八，时为礼部员外郎的父亲，把她嫁给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季子，太学生赵明诚。这头婚事，当时可算得门当户对，但徽宗朝赵挺之做了宰相，打压旧党，不遗馀力，李格非却因身沦党籍，遭到政治迫害，两家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赵挺之任相职后，易安曾献诗几谏（对长辈委婉而和气的劝告谓之几谏），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之语，文叔遭到迫害后，又给公公上书请救，想以“人间父子情”打动赵挺之，不过，这些对热中权势的赵挺之而言都是徒劳。

　　易安与赵明诚的婚姻，长期被视作鳒鲽相依的典范。元朝伊世珍《琅嬛记》编造了一个著名的故事：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

　　宋以后，易安词名藉甚，故《琅環记》所载的故事虽然荒诞不经，而词女之说，久已深入人心。人们想到了易安，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女词人这个标签。易安的生理性别造就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也局限了人们对她的进一步认知。

　　杨海明先生说：“李清照之所以受到当时和后世男性文人的赞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沾了她女性身份的光。”（《唐宋词与人生》）我非常认同这一见解。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就认为“闺阁词惟清照最优，究苦无骨”，我的太老师朱庸斋先生赞襄兹说，他在《分春馆词话》卷五里面说：“历来对清照词作之评，往往偏高溢美。其词清新流丽，自然中见曲折，然生活面狭隘，闺阁气重，不免近乎纤弱。……后世不少柔靡轻巧之作，与清照流风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文艺的审美旨趣，固然重视阴阳相生相济，但仍是以乾动阳刚为主，易安词的缺乏风骨，偏于柔靡，自风格体性言，是纯然的女性词，固然在当时独树一帜，然而衡诸中国文艺的主流，确实离名家、大家的标准差别辽远。

　　易安在词坛的地位，是经后世文人的过分推崇而逐渐形成的。不过，宋代对易安的褒评都是基于她的诗文，而非她的曲子词。如胡仔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者，颇多佳句。”这里的文词是“诗古文辞”的“文辞”，指古文、骈文、赋，不是指曲子词。又引《诗说隽永》说：“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南宋理学家朱熹云：“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云云。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他认为，宋代妇人能文的，只有魏夫人（其丈夫是曾为宰相的曾布）和李易安，但易安除了文章之外，还能诗，且写得不赖。他举的例子是“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嵇中散是嵇康，他是魏晋时“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后为司马氏所杀。嵇康表面上毁弃礼教，实则是真信仰礼教，因为不满司马氏篡权，利用和亵渎礼教，这才非薄汤武革命，以商汤代夏、武王伐纣为臣弑其君，挑战儒家传统观念。易安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东汉继承西汉的法统，是政权的合法延续，中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只是像人皮肤上长了瘤子，不能改变历史正统，嵇康非薄殷商代夏、周朝代商，正因坚持了历史正统观的缘故。易安身亲离乱，其时宋室君臣因靖康之难被掳北上，金人在北方扶植刘豫建立起伪齐政权，易安此诗，或即为此而发。古代女性由于所受教育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限制，一般来说，诗文不像男性那样綦重家国情怀，易安诗却绝非闺阁之秀，直是文士之豪，这也就难怪朱熹感叹：“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