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表哥”，尤其酷爱进口的钟表，购遍全球。大清国对奢侈品的强劲购买力，不仅书写着世界贸易史，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表送钟

　　1793年，到访的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拜见了乾隆，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品。不过，乾隆似乎对贡品看不上眼。

　　这些贡品包括：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镶银；2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2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2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英国人：“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停滞的帝国》）

　　的确，对于西方的“奇技淫巧”，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一点儿都不陌生。从康熙皇帝开始，帝国的领袖都是大“表哥”。为此，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做钟处”，仿制西方的钟表。这个机构聘用了大量外籍技工，多是有着专门技能的传教士，因之成为帝国实际上最早的开放特区。老外们为帝国的戴表送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这也帮助了他们获得一定的传教空间。“表哥”们出于对钟表的酷爱，无论是在坚守“自力更生”，还是防范和平演变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

　　在诚恳地热爱着西方科学的康熙手中，钟表进口和制作尚可算是改革开放、虚怀若谷的象征，康熙根本就不吝啬对这一西方先进技术的赞美之词：“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

　　雍正时，名贵钟表成为笼络权臣的工具。年羹尧就曾被赏赐一只自鸣钟，“喜极感极”，雍正却还在不断煽情：“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可不久，年羹尧被雍正赐死，送钟成了送终。到了乾隆朝，戴表送钟不再是为了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再是为了团结干部，俨然成为纯粹的奢侈品和权势的象征，成为帝国有产阶层或者有权阶层的时尚。

　　皇家的特供钟表精益求精，民间就未必了。中国人的奢侈消费，成了老外奸商发财的机会。马嘎尔尼使团的贡物主管约翰·巴罗记载道：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认为，布谷鸟自鸣钟能在中国畅销，于是，定制了一大批，果然销路极好。但是，“这些木制的机械仅仅是为销售而非使用而造，早在这位先生带着第二批货到达之前，就都成了哑巴钟。”他的钟不仅卖不出去，先前的买主还威胁要退货。但是他灵机一动，不但安抚了先前的买主，而且找到了第二批货的买主。他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姿态告诉他们，布谷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鸟，只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才叫。他还向他们保证，合适的时刻一到，他们买下的所有布谷鸟都会再度歌唱。

　　巴罗没有记载最后的结果，估计精明的英国人捞一把之后，再也不会来推销了。此类糗事，对来自西洋的奢侈品行业，冲击自然不小。巴罗感慨说：“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一度曾非常抢手，如今已无人问津。”在巴罗看来，奸商绝非中国的特产，当欧洲人用特供品欺骗中国人后，“中国人有时以木制的火腿冒充真货欺骗欧洲买主，也只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不可否认，商人在中国的确“只要有机会、有办法，就会欺骗”，巴罗认为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于是荣誉感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一个奴隶是没有荣誉可被剥夺的，依赖并受制于他人，没有权利申述，这种状况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这种境地的人，不会有更大的羞辱感了。这种处境的恶果是数不清的，显现存在于这个以风度优雅和政治文明著称于世的——我认为是名不副实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这或许才是大清国回馈给世界的特供专品？

西洋版画中的清朝北京城（资料图片）

　　毛皮地缘政治

　　追寻毛皮，不仅是推动俄罗斯东进、尤其挺进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的重要动力，也大大加剧了英、法、美等国在美洲大陆上的竞争，其中争夺美洲毛皮资源销往中国市场是主要的经济动机之一。清代中期，国人对于美洲大陆的兴趣点，主要在毛皮这种奢侈品上。《万国地理全图集》曾记载，美洲“西北各地皆英吉利、俄罗斯各商占据，捕野兽、用其皮。其中海虎等皮最贵，大半销于广东”。

　　毛皮，因此成为中国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甚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影响最大的，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在开拓美洲大陆的欧洲人看来，印第安人基本都是碍手碍脚的土著，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需要对他们采取冷酷的铁血政策，所谓“印第安人和森林一样，是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应加以消灭”，“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

　　但是，以大清国为最主要客户的毛皮生意除外——没有印第安人协作捕猎和剥制，欧洲人的毛皮生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美洲的学者们也指出：“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美洲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

　　这种协作，令殖民主义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早期西班牙和荷兰“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激起了印第安人的敌视，因此尽管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占有巨大的殖民地，却难以开展毛皮贸易，只能继续关注最为传统的金银的开采和掠夺。这为法国人留出了巨大的空间。精明的法国人发现，金银之外，毛皮也是美洲大陆上真正的“软黄金”。为了稳定地获取这些“软黄金”，也为了在与他国争强中获取土著人的支持，法国在美洲实行了“怀柔”政策，不仅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甚至还鼓励通婚，并因此诞生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至今仍是加拿大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

　　有了印第安人的大力协助，法国人在最初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垄断了美洲的毛皮贸易。资料表明，1695年法国的毛皮产量，是其他列强总和的4倍。这不仅为他们赚到了巨额利润，而且还大大帮助他们巩固了美洲殖民地，一些印第安部落甚至拿起枪杆子，参与法国人与其他列强的战争。

　　随着英国人在美洲的崛起，法国人遇上了劲敌，两国在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争夺毛皮资源是很重要的导火线之一。难怪英国人要不惜代价，英国在北美的“海湾公司”，前20年里年均分配股息居然达到298%。

　　英、法殖民者对毛皮贸易的重视，令当地印第安人多少有点“渔翁得利”：不仅获得了略好一些的对待，也从毛皮贸易中分享了不小的好处，休伦族、渥太华族甚至转型为毛皮贸易中间商，一边与欧洲人交易，一边则用欧洲产品同生活在内陆地区的其他印第安部落进行交易，两头通吃。

　　推动欧洲人在这片新大陆上不断西进的最主要动力，最初并非金银，而是毛皮这种“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