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棒子”蔑称的起源，网上有很多不靠谱的解释。一种说法称朝鲜人爱种也爱吃玉米，而玉米在东北又被称作“棒子”，但事实上朝鲜人很少种植玉米，基本以水稻和小麦做主食。

　　另一种说法称朝鲜人在伪满洲国时期帮日本人做警察，日本人却不给他们配以武器，只能挥舞朝鲜妇女的洗衣棒欺压中国人，因而得到“棒子”的蔑称，然而“棒子”这一蔑称，在清朝就已经出现了。

　　那“棒子”的真正起源是什么呢？历史学家黄普基的论文《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对此研究最为透彻，他利用记录朝鲜王朝出使中国的文献《燕行录》，解释了这一蔑称的整个来龙去脉。

　　根据黄的研究，“棒子”原为“帮子”，指的是朝鲜使团里的奴婢。康熙年间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对这个词记载最早：“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这个词在朝鲜的汉字文献里也可找到，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读作“bangza”。

　　朝鲜王朝等级森严，一个朝贡使团，分别要由两班士大夫、中人和奴婢三种阶层的人来承担不同的职务。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待遇差异极大，不能出现逾越，如两班出行可以乘轿、骑马，中人可以骑马，奴婢则只许奔走随行；住宿时两班和中人都能住帐篷、室内，奴婢哪怕在北京城也只能“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至多是“有钱者亦作簟（竹席）屋”。

古代朝鲜风俗画《舟游清江》体现的等级分别

　　朝鲜人对待奴婢的做法让中国士人都看不下去。一名使团官员记载过中国人“二哥”对他的质疑，“二哥”说，“朝鲜人全不恤奴仆”，不像中国，主人骑马时，奴仆也骑马。使团官员搬出祖先箕子，说几千年前就立了法，让“盗人财者，世世为其奴”，今天的奴仆，祖先就是贼，怎么可以和主人同样待遇。

　　帮子在朝鲜是社会底层，最为贫困，一旦加入使团出访，就有了大把寻私牟利的机会。他们屡次购买清政府明令禁止出口的物品，走私到朝鲜获得暴利；替使团购买物资时，也会想方设法贪污钱财，连使团进贡的贡品也是他们偷窃的对象。对中国百姓，帮子们也偷鸡摸狗，百般滋扰，中国人诉至使团官员，处理办法一般就是“决棍”、“重杖”，一顿棒打，于是让中国人把“帮子”写成了“棒子”。

朝鲜画作里杖打奴婢的场景

　　帮子作恶之所以屡禁不止，跟使团的组成方式有很大关系。进入清代后，朝鲜使团的规模不断膨胀，如康熙五十一年来华朝贡的使团共有 541 人，其中，两班和中人只有 43 人，仆役则有 498 人，人数比例悬殊，根本管束不过来。再加上自明末清初开始，朝鲜阶层间流动加剧，两班士大夫占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许多过去的中人和仆役后代都登堂入室，维持等级秩序的心思也大不如前，更有可能会放纵手下帮子。

　　朝鲜王朝后期各阶层人口比重（资料来自：《韩国史通论》，转引自 Choi Wan Gee《历史附图》，首尔：教学社，2002年，第27页）

　　但帮子再不法，对中国人的侵扰也还是很有限，最能构建中国百姓心中朝鲜人恶劣形象的力量，应该是贯彻明清两朝的中国政府接待朝鲜使团的政策。

　　为了天朝的颜面，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沿途地方政府、驿站衙署为藩属国使团提供各种便利，“怀柔远人”，哪怕接待费用远远超过当地百姓的承担能力，也会强迫他们拿出来。偏偏朝鲜又是东方最为尊重天朝秩序的国家，哪怕在国内动乱、外敌压迫时，也保持每年派出使团前往中国“朝天”的规矩，不曾中断。

　　例如，明朝政府一直要求辽东驿站给来访的朝鲜使团提供车辆，到隆庆、万历年间，这一带连年水患，庄稼歉收，再加上女真人的劫掠，本已度日艰难。朝鲜使团来了，卫所官员便动用酷刑，逼驿站车夫筹措，车夫鬻卖子女，仍然凑不足数，最后自缢而死。

　　到了清朝，辽东生活虽然变得安定，朝鲜使团规模却也增长数倍，而且中国官方拿自己人民讨好友邦的大方程度更超过从前。朝鲜使团借宿中国人家，遗失了银钱，政府就把这一家人全部抓走，“备尽酷刑”。朝鲜使团要过河，船夫因风大浪急不肯渡，传到乾隆皇帝耳中，直接下令砍了九名船夫的头。

　　这些事迹还是朝鲜使团官员实在“惨不可忍视”，为中国百姓感到不平才记载下来的，他们悠然享受懒得关心而中国人却苦不堪言的时候恐怕远多于此。以至于使团自己都发现“我国人所经之地，人皆怨苦，疾视若仇雠焉”。

 朝鲜使团在中国

　　“棒子”这一蔑称，最迟在乾隆年间便开始为中国百姓投诸使用。乾隆三十一年，洪大容记述朝贡见闻时提到：“有群童数十，竟呼’高丽帮子’，吆喝而追之。”洪听到“帮子”，中国小孩喊的很可能是“棒子”。讽刺的是，在同一段记载中，洪大容按朝鲜的习惯，把中国车夫也称作“帮子”。

　　如今，蔑称“棒子”已至少被沿用两百多年，它的意味也与当年稍微有了出入。把“棒子”挂在嘴边的中国人，往往也不忘讽刺说朝鲜过去“是我天朝属国”，殊不知这份有属国的荣耀，对天朝自己的帮子们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