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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的抗日救亡怒潮汹涌澎湃的发展起来。绥远地处抗日救亡前线，各界群众，特别是进步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以文艺、教育为武器，掀起了爱国进步思想文化运动，宣传、鼓动各族各阶层，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时刻，迅速参加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斗争。他们积极地组织进步文艺团体，创办各种文艺刊物、报纸，开展新诗歌运动；创办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学校，有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唤起民众，推动绥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3年八九月间，中共党员武达平等返回中山学院读书。他们组织了进步文艺团体“塞原社”，并在校内出《塞原》墙报。后来《绥远民国日报》把《塞原》作为该报副刊的专栏，发表反映现实生活、追求真理的新诗、散文、小说、翻译作品、书报评价和关于新诗歌运动的文章等。在塞原社的影响和倡导下，归绥的文艺爱好者逐渐多起来，文坛上充满了生气。各中等学校学生纷纷创办诗歌专刊，发表具有进步思想的诗作。绥远师范学校出刊了《艺苑》、《心波》等，归绥中学出刊了《三家材》、《沙驼》等诗歌专号。

　　为了加强对新诗歌和创作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新诗歌运动的发展，“塞原社”于1936年4月组织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研究会联合归绥爱好的艺术的爱国青年，定期集中研究和讨论新诗歌运动中的问题，并且发展会员，扩大文学队伍，他们为《塞原》和《塞北诗草》写出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思想性和战斗性的诗歌。在绥远抗战前后，发表的诗歌更具有战斗性。诗人们拿起笔做刀枪，在抗日救亡运动冲向敌人发起攻击。

　　《塞北诗草》共出了七期，最后一期于1931年1月23日出刊。因《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在《边防文垒》上发表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与毛泽东会谈记》而被撤职，《塞原》和《塞北诗草》也同时被迫停刊。这两个专刊受到绥远文艺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曾被人们誉为“绥远文坛的巨星”。“塞原社”的这两个刊物内容丰美，有力地推动了绥远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

1935年冬，章叶频、袁尘颖和演员凌信之以及绥远饭店的青年工人，共同创办了“漠南剧团”。邀请了一些戏剧爱好者，经过紧张的业余排练，与1936年春节，在归绥旧城“九一八”纪念堂公演，演出中外进步剧目，宣传抗日救亡，颇受爱国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