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但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

　　数日后，寇连材又违制上折论陈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各条，“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对“德宗（光绪）每以不得行己之志为憾”。光绪帝对他也极其器重，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势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有史料记载说，“乙未（即1895年）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梁启超也说，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确曾企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在帝、后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其一，以“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见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等罪名，免去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帝党领袖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永不叙用，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二，规定嗣后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职的大臣，必须具折并到慈禧太后处谢恩；其三，当年秋天，光绪帝将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其四，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从以上谕旨和任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已经张开了数张大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帝党及维新派采取断然措施。

　　9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听的礼部六堂官后，虽任命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徐致靖、阔普通武为礼部侍郎；９月５日又赏加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但帝党的总体力量仍是远远不足以与后党相抗衡。从帝、后两党的实力对比来看，帝党在９月21日的戊戌政变中表现得毫无抵抗能力，也就无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