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明白晓畅的诗，出自《水浒传》里那位白日鼠白胜之口。在黄泥冈上，白胜假扮挑酒桶的汉子，在吟唱这首诗的同时，引出了经典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从水准上看，这只算是打油诗，但因其通俗，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农夫也能吟唱。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面对酷暑，富家翁和王孙公子是品玩享受夏日的惬意，或许还会吟唱几句曼妙的辞章，但更多老百姓对酷暑却是苦不堪言。

　　对酷暑的不同态度，不仅取决于自身生存状态，也与“到底有多热”有关。翻开史卷，相比洪灾、地震、蝗灾、冻灾等杀伤力更大的自然灾害，天气酷热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或许是见惯了天相异变，古人面对酷暑，早已司空见惯了，闲人们没有强悍的心理素质，估计也熬不过历代灾变。但因为天气酷热也会致人死亡，相关记录在史籍中仍零星存在。

　　清乾隆时记载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而在山东高青，同时也有“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的记录。

　　用常识也能判断，距离今天越近的历史，其脉络细节越清晰。很多饿殍千里的陈旧往事，因为距离当下太过遥远，其痛感和恐怖感已经消弭，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感知时人的不易。对酷暑的体验依然如此。当远古部落首领带领残存的家族成员，从龟裂的田间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山涧河畔，从个体上看，这是断尾求生，从历史脉络上看，更是生命之火的代代传递。

　　历史上的酷热成灾

　　追溯往昔，从最早的文字记录下当时社会生活开始，酷暑就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体验。甲骨文中有关祭祀祈雨的记录很多。不论是绵绵细雨，还是狂风暴雨，上天赐予的甘霖，都被殷商先民看做鬼神之力。安阳出土的“小屯南地甲骨”中有不少关于降雨的记录，比如“辛丑卜，今日雨，至壬雨”（辛丑日占卜了，今天会下雨吗？到了壬日会下雨吗？），强烈企盼之愿，由此可见一斑。

　　甲骨文里常见的“雨”字，基本结构就是一个倒写的“山”字作为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有几道形象的线条，但有的出土文献里显示，根据线条多少和长短不同，也对应着雨量的大小。此时古人对雨量的观测或许无法至于精确，但程度的区分在文字上已有区别，这自然是个不小的进步。

　　灾难性的酷热往往伴随着骇人的旱灾和饥荒。 《吕氏春秋》中有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汉书·食货志》也有佐证：“汤有七年之旱”。今人推测商汤在位时间为17年，而商汤灭夏后享国不过12年。在开国后统治的一半时间里，天下罕见的旱灾折磨着这位开国君王的神经，这点在后世史书中并未得到重视。

　　这是为何？汤武革命成为以新代旧的典型后，商汤的圣贤形象自然要从其灭掉夏桀、安抚万民上着眼，而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自然灾害自然也是上天对君王失德的惩戒。而在这些玄不可言的儒家观念诞生前，人们并不会刻意联想灾厄与君王德行的关联。商汤作为一代圣君，自然是不该有天下大旱这样的灾荒出现，即使出现了，史书上也是轻描淡写，不可大肆扩张。

　　当然，如果这是个失德的君王，自然要将其恶性和灾荒联系起来。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天下酷热旷日持久，最终造成大旱。《汉书·平帝纪》记录了当时的惨状：“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朝代更迭之际的灾荒更恐怖。古人所言“乱世人不如太平犬”，便是讲乱世中社会秩序和伦理彻底被冲垮后的现象。

　　文人的消夏录

　　文人对避开酷热有个文雅的说法，就是今人常用的“消夏”。相比抗洪、抗旱等情绪更强烈的表述，消暑有防暑、避暑之义，也有消遣之义。不知是什么原因，明清时的典籍中常见的消夏之事，此前并不多见。“消夏”常出现在文人笔记和小说里，亦作“销夏”。唐代诗人陆龟蒙在《销夏湾》中称“健若数尺鲤，泛然双白鸥。不识号火井，孰问名焦丘。我真鱼鸟家，尽室营扁舟。遗名复避世，销夏还销忧”，以避暑暗喻名利之忧，清人俞樾著有《九九销夏录》，此间“销夏录”与纪晓岚的“消夏录”近义。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有“滦阳消夏录”专卷，尽管内容多为奇诡灵异之事，但其名声颇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沈复在《浮生六记》里将消夏之乐看做人生乐事之一，“榴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文人借消夏玩弄辞章，在小说、诗词中并不罕见。《孽海花》被鲁迅评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虽是谴责小说，却处处有文人情愫。其中第十一回《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胪老鞑文》里讲到，尚秋进入一间装饰典雅的房间，只见“满架图书，却堆得七横八竖，桌上列着无数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斓。两面墙上挂着几幅横披，题目写着消夏六咏，都是当时名人和八瀛尚书咏着六事的七古诗：一拓铭，二读碑，三打砖，四数钱，五洗砚，六考印，都是拿考据家的笔墨。”

　　后世文人能从消夏中寻找惬意感和生活的趣味，自然也是延循前人的掌故。历代文人在研习前人辞章的时候，当然会受其文化心理影响。或许，当上古时代第一个不事农桑的王孙公子，将消夏看做作生活乐事的时候，这个文化基因就深埋在文人内心深处了。德国思想家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提出，身份认同、知识传承和文化传统，是构成文化记忆次第传承的重要元素。“后来者”不论是发自本心的优雅恬淡，还是附庸风雅或攀附身份，他们总归要借助这些元素与前人“对话”。这也是消夏的文化内涵，在古代历经千年内核不变的根源。

　　当酷暑成为良辰美景的元素

　　尽管其价值认同没有改变，但不同时代的文人仍会从消夏里寻找不同的趣味。宋代词人王同祖在《夏日金陵制幕即事》中写道，“荷花池畔竹凉床，一枕闲消夏日长。燎过水沉天正午，旋移小艇采莲房”。此间惬意舒适，不言而喻，兼有夏日风景描写。在这里，炎炎夏日的酷热被消弭了，剩下的只有近乎春日的温暖，以及万物生长的生命张力。

　　明代文人徐繗在历史上并不知名，其作品也基本没存在感，但有几首诗却与消夏有关，在度过酷暑的学问上，他堪称文人里的杰出者。其《幻于携酌南馆》有云：“避暑南楼暇，逢君迟客时。绿阴消夏气，清圹贮凉釭。林密云归早，溪深月到迟。兴阑杯未徼，惆怅暝烟滋。”在《避暑东湖寺》里，他有更绝妙的笔法：“物外寻真境，云标启梵宫。绿沉消夏气，红艳夺春工。岭色含朝旭，岩声乱夕空。坐来林月上，凉思满房栊。”

　　如果说日落星升才能消解常人感受到的暑气，在文人的诗词里，也很难分清哪些是真实存在的消暑，而哪些又是文人心中的念想，毕竟“心静自然凉”。宋人葛天民在《夏日》一诗中曾写道：“晓荷随坠露，晚岫障斜阳。树下地常荫，水边风最凉。”但水边吹来的凉风总归是效果有限的，“独坐观群动，闲消夏日长”，若内心没有闲适之气，即使灼烧皮肤的热浪能够褪去，心中的酷热也难以消除。

　　晁补之有首《鹧鸪天》，点出了消暑水果的重要性：“竹风荷雨来消暑，玉李冰瓜可疗肌。”晏殊有首《蝶恋花》，称“玉碗冰寒消暑气。碧簟纱厨，向午朦胧睡。莺舌惺松如会意。无端画扇惊飞起。雨後初凉生水际。人面荷花，的的遥相似。眼看红芳犹抱蕊。丛中已结新莲子”，其诗句通俗，都不用解释，世人都能从中觅得古人解暑的办法。

　　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自然不是今人的专利，讲究用吃货的办法来化解暑气的还有宋人陈郁，其诗《制梅花汤》里讲得很清楚：“南枝开处觅春光，摘得冰葩密瓮藏。留煮牛汤消暑渴，吟骚才颊有浮香”。同在宋代的曹勋在《索酒》里有云：“四吹花香扑鼻，露裁烟染，天地如绣。渐觉南薰，总冰绡纱扇避烦昼。共游凉亭消暑，细酌轻讴须酒。”宋代僧人释保暹在《石席》里写道：“有状卷不得，间斋惜夜长。坐来消暑气，睡去入秋乡。隐隐生寒骨，沈沈发冷光。何时遂深遁，移取置山房”。

　　只是，这些宋代文人用奇绝文字摹写消暑生活的时候，并不能意识到他们的快意，是因为酷暑灾荒的场景没有出现，就像那些身处龟裂土地上控诉苍天不降甘霖的农夫一样，并不知道酷暑能在“消夏”里成为良辰美景的元素。人们无法从他者的生活中寻找快慰，更难以捕捉自身在历史隧道中精准位置，这或许也是阅读历史能提供“想象他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吧。